第6章 我以为贵的药肯定有效

周一早上八点四十分，药房还没开门，卷帘门外站了一个人。

林知衡从侧门出来倒垃圾的时候看见了他。五十岁上下，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深蓝色夹克，头发理得很短，鬓角白了大半。他站在卷帘门前面一动不动，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往前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他不是在等开门，他就只是站在那里，仿佛这个位置本身已经是他的目的地，门开不开已经不重要了。

“您是来找我的？”林知衡拎着黑色垃圾袋站在侧门口，声音不算大，但足够穿过清晨的空气。

男人转过身。他的眼睛是肿的，不是刚哭过的肿，是那种连续几天没睡好、眼泪已经流干了之后残余的浮肿。眼眶下面两团乌青，像被人用拇指按出来的。

“您是林药师？”他的中文带一点南方口音，尾音偏软，跟他整个人硬邦邦的站姿不太搭。

“是。”

“我叫赵永昌。克莱因医生说，让我来找您。”

林知衡把垃圾袋放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手，走过去打开了卷帘门。金属门轴发出一声熟悉的摩擦响，药房的日光灯啪啪闪了两下然后全亮了，照得柜台上的玻璃一尘不染。

“进来吧。”

赵永昌坐在用药咨询室那把椅子上——就是陈国栋坐过的那把，周洋也坐过的那把。椅子不算舒服，木头扶手已经被前面不知道多少个人摸出了包浆。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扣，扣得很紧，像是在按住膝盖不让它抖。林知衡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喝，只是盯着纸杯里冒出来的热气，像是在看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

过了大概有十秒钟，他把手伸进夹克内侧口袋，掏出一个布袋子。不是陈国栋那种印着“启明自然医学中心”广告的无纺布袋，是一个自己缝的布袋子，深蓝色棉布，抽绳口，洗了好几次，边角有点发白。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抽开绳子，把里面的东西一瓶一瓶拿出来，排成一排。

三个棕色玻璃瓶，和之前见过的一模一样。两盒胶囊，包装印刷精美，白底金字，印着“启明自然医学中心·细胞修复精华”的字样。还有一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十几颗自制的黑色药丸，没有任何标签，没有任何说明，只有塑料袋上残留的草药粉末痕迹。

“这是我太太过去半年吃的所有东西。”赵永昌的声音很平，平得不正常，“她叫李蓉。四十七岁。乳腺癌术后两年，本来复查一直没问题。去年秋天她听了陆启明的线上课，开始停掉来曲唑，用这些调理。她说自己感觉越来越好，有力气了，面色也红润了。今年年初我催她去做半年一次的复查，她说不用，说陆老师讲了，调理好了自然就不会复发，查来查去反而增加心理负担。”

他把三个瓶子排整齐，又把胶囊盒并排放好，最后把密封袋放在最右边。所有东西都摆好之后，他两只手缩回膝盖上，重新交扣在一起。那个动作精确得像在做一场仪式——把遗物整理归档。

“上周四下午，她在浴室里摔倒了。我听见声音冲进去的时候她坐在地上，背靠着浴缸，眼睛睁着，但叫她不回答。地上有水，她失禁了。”赵永昌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喉结滚了滚，“送到大学医院，急诊做了脑ct，又做了增强磁共振。神经外科医生给我们看了片子——她大脑里已经长满了转移灶，像撒了一把米。医生说，多发脑转移，原发灶是乳腺癌。”

他把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像怕自己听到。

“她现在还在医院，上了激素和脱水治疗，但医生说已经到了终末期，已经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了，留给我们的主要是姑息照护。”赵永昌抬起眼睛看林知衡，“林药师，我太太读了你写的帖子。她生病之后读过很多关于自然疗法的东西，她说你写的那五条是她看过最清醒的话。她把你的帖子收藏了，还截屏存在手机里。她手机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床头柜里，我打不开。但我记得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她说：‘如果早一点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咨询室里静了几秒。药房外面的街上传来有轨电车驶过的声音，咣当咣当，准时准点，像一个完全不顾屋内情绪的人在按时报站。

林知衡没有低头看那些瓶子，他看着赵永昌。不是看一个病人家属，是看一个即将承受巨大悲痛的丈夫。

“赵先生，”林知衡开口，声音放到了这段时间以来最低的一个档位，“我要先跟你说清楚几件事。”

“您说。”

“第一，我是临床药师，不是医生，不是病理学家，不是法医。我查这些产品的成分，是基于药物分析和药物相互作用的经验来判断它们可能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不能给你一个百分百的因果结论。你太太的乳腺癌脑转移，是不是某一种产品直接导致的——从科学证据链条的角度，可能永远无法确认。”

赵永昌点了点头，幅度很小。

“第二，”林知衡继续，没有躲闪赵永昌的目光，“我可以帮你查这每一种成分的已知药理毒理数据，查它们和你太太原本应该服用的来曲唑之间有没有已知的相互作用，查这些产品里有没有已知的肝毒性、肾毒性、神经毒性成分。我会把我查到的一切客观数据如实告诉你。但你要知道，这些数据只能说明风险，不能逆转已经发生的事。”

“第三，如果我们查到了明确的违规成分——比如未申报的药用成分，或者已知毒性的物质超标——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交给律师，也可以选择交给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但这个过程会很长。你需要有心理准备。”

赵永昌沉默了很久。咨询室里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我知道了。”他说，“您帮我查。”

然后他忽然低下头。

不是那种慢慢低下的低头，是突然的，像是脖子上的肌肉终于撑不住了，整个头颅的重量一下子砸下去。他的肩膀开始抖，很轻，但停不下来。那只放在膝盖上的手攥成了拳头，指节白得发青。

“林药师，你知道吗——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善良的人。我们结婚二十二年，开了一家小印刷铺，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差，没做过亏待别人的事。她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了还跟我开玩笑说省了烫头发的钱。后来医生说她预后不错，只需要坚持内分泌治疗——来曲唑，一天一粒，吃五年。五年之后大概率就没事了。五年。”

他的手松开了，不是放松的松开，是抓不住任何东西的松开。

“她听了那个姓陆的三次课——三次！就把药停了。我不拦她，是因为她自己说得那么笃定，她说调理好了就不用吃药了，说我应该高兴。我高兴了八个月。然后她在浴室里失禁，我连她最后一句清醒的话都没听完整。”

他抬起头，眼眶里没有泪，是干了，像一块被拧到最后一滴的毛巾。但他的声音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的，每个字都在往下掉，接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