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8章 你觉得亚瑟爵士是好惹的？那不如先尝尝他的舆论操作

  然而，同样的道德標准为何在帝国的疆域上，就忽然改变了意义？

  难道自由一旦跨过大西洋便瞬间失去了价值，代议制度一旦进入了殖民地便成了可以隨意剥夺的权利？

  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之所以会遭遇失败，並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天性好斗或不知感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尊重过他们的自治。

  议会一次又一次否决建立加拿大责任政府的法案，殖民地官员通过行政权力绕开民选代表，税收分配与公共资金全都由外来官员主导，在这样的前提下，又要荒唐的指责加拿大的下院效率低下、阻碍治理。

  制度倘若被人为阉割，当然会显得屏弱。人民倘若被剥夺权利，自然会显得激烈暴躁。

  现今加拿大掀起叛乱，其罪过不在那些举起义旗的被压迫者，而在压迫的制度设计本身。

  因此，当某些激情过度的议员呼吁要以绞刑与流放来“给加拿大一个教训”时，我必须指出：他们忘记了文明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我们固然可以凭藉武力强行镇压，但一旦以暴力解决制度矛盾，我们就必须承认：帝国並非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力量优势之上。如此一来，镇压行为反倒会赋予被征服者一种道义荣耀。因为在歷史上，凡是以武力对抗暴政的参与者，最终都不会被记作罪犯，而是被视为追求自由的人民。

  不少英国人自以为同情加拿大，然而却在同情的同时，否认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他们愿意给予慈善募捐，却不愿给予权利。这样的慈悲不过是另一种傲慢，是假仁假义。因为真正的正义並非宽恕，而是承认人民拥有通过自身代表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如果加拿大人能够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那么他们便同样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自治，那么我们就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否定的不是某个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们因对加拿大人的蔑视而拒绝给予自治权，那么我们所否定的便不是他们的资质，而是自由本身的適用范围。仿佛自由只属於少数幸运儿，而不是属於帝国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这样的危险关头，我们愈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制度弊端，並愿意以理性与同情心修补裂缝的人。回望近年来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达拉莫伯爵那样，既洞悉帝国利益与殖民地民意之间的差距，又愿意越过传统官僚的惰性，尝试以新的政策化解衝突。

  他並非完人，然在当下的荒谬局面中，他的失势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视与迟钝。一个敢於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优秀政治家，却被斥退得比那些製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动盪之所以会发展到今日这一地步，並非仅仅因为殖民地政府中布满蛀虫，还因为伦敦在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与混乱。墨尔本內阁在加拿大问题上所展现的，不是统治的智慧，而是惧怕责任的心態。他们在维护宪政原则与迎合殖民地少数利益集团之间踌躇不前，结果两边皆不能安抚，只留下制度的废墟与人民的愤怒。

  关於这一点，我们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评论》一贯的观点与立场。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本刊曾经流露过哪怕一丝对內阁的敌意、不愿公正待之或拒绝与辉格党结盟的倾向。在不违背我们事业与贬损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已竭尽所能向內阁靠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以求协作。